创伤性事件通常指的是与（实际或威胁性的）死亡或严重伤害相关的事件，暴露在这样的事件中，会使人感受到害怕、恐怖、无助的情绪(APA, 1994)。而在“代际创伤”的定义中，创伤事件可以指的是广义的、对于个体而言可能受到的各种类型的创伤，比如虐待、亲人犯罪、丧失、事故等等；也可以是狭义的，即集体性重大创伤事件，比如战争、屠杀、恐怖袭击、自然灾害、政治运动等等，这样的事件往往会在较大的范围内影响到某一个群体，甚至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一代人。

在我国，由于近百年来社会的动荡和变迁，代际间的创伤传递格外突出。社会性的集体创伤在近百年间屡屡发生。我们这一代人（上世纪80-90年代出生）的父母，大多都经历过“文革”（1966-1976），而爷爷奶奶那一辈人，则不仅经历过文革，还可能经历十年内战（1927-1937）、抗日战争（1937-1945）。他们两代人还都有可能经历三年自然灾害，以及“大跃进”、“反右”等一系列发生在上世纪50-70年代之间的政治运动。

 

几乎可以说，在我国早于上世纪70年代末出生的人，都或多或少是集体性创伤事件的承受者；而与之同时，他们接受的精神健康服务却很少。这也是为什么，代际创伤在中国可能是一个更为突出的问题。本文讨论的重点，不是上一代个体经历的创伤事件所带来的影响，而集中于集体性创伤事件带来的创伤传递，因为这可能是更有普遍性的一个角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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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理创伤通过亲子教养向下一代传递

近几十年来，在对代际创伤的研究中，人们的关注点逐渐从直接的、具体的创伤传递（即父母在创伤后的精神症状直接导致孩子的精神症状，比如两代人都表现出PTSD的症状），发展到间接的、非具体的创伤传递（即创伤事件影响了第一代人的认知、情感，影响了他们作为父母/长辈的功能，进而影响到孩子的精神健康）(Kellermann, 2001)。

精神分析师Plaenkers(2014)认为，集体性事件引发的代际创伤的特点是，那些无法想象、无法承受的创伤从个体记忆中消失了，经历者试图掩盖和忘记它们；它们也从公共话语中消失了，往往在一段时间以后不再被主流所谈论。但它们仍然存在于个体的无意识中，通过教养模式、沟通方式，通过上一代人的“言传身教”来向幸存者的后代传递。Albeck(1994)形容说，代际创伤对幸存者后代的影响，就仿佛在他们身上留下了“没有伤口的疤痕”。